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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09年,美国犹他大学的格雷戈里·柯克兰(Gregory Cochran)和亨利·哈朋丁(Henry Harpending)在他们的著作《万年大爆炸》(The 10 000 Year Explosion)中,列举了在过去一万年内产生并迅速扩散的各种突变基因——从决定肤色,到影响牛奶耐受的基因都有,这些突变基因的产生要归功于人口数量的增长。我们还不能断定,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欧洲人在文化上发生了哪些改变,使得他们中有那么多人能活到一个较大的年龄。

        但是,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:成年人寿命的延长产生深远的影响。美国犹他大学的克里斯滕·霍克斯(Kristen Hawkes)、新墨西哥大学的希拉德  ·卡普兰(Hillard Kaplan)以及其他一些研究者,研究了现存的好几个以狩猎为生的人群发现,祖父母经常在日常生活中为后代提供经济和社会支持,使得他们的子孙后代不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存活率上均有所增加。祖父母也使复杂的社会关系得以巩固,就像我的外祖母那样,她经常讲述祖辈们的故事,将我与我这一代的其他亲戚联系起来。这些信息是构建人类社会系统的基础。
 
  老年人也向后代传递着各方面的文化知识,从环境方面(哪些植物有毒性,或在干旱时期哪里可以找到水源)到技术层面(如何编织篮子或制作一把石刀)。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庞塔斯·斯特里姆林(Pontus Strimling)研究发现,重复是某种文化传统或规则得以传承的关键因素。多世代家庭拥有更多家庭成员来重复家族的重要信息。因此,长寿有助于信息在世代间的积累和传递,这些信息可以促进错综复杂的亲属关系及其他社会关系网络的形成,让我们在境遇变得艰难时相互帮助。寿命的延长也可理解为,通过增加一个年龄层的方式,使群体数量增加。而且,这个新加入的年龄层还有生殖能力,这在以往从未有过。

       大量的人口是新行为产生的主要驱动力。2009年,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亚当·鲍威尔(Adam Powell)和同事在《科学》上发表文章称,人口密度对文化复杂度的维持起着重要作用。他们和其他研究人员都提出,庞大的人口数量推动了广泛的贸易网络、复杂的系统合作、个体的物品加工和群体认同(比如珠宝、人体彩绘等等)的发展。从这个方面看来,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主要特征——广泛应用符号、使用特殊材料制造工具等,很可能是人口快速增长产生的结果。
 
  不断增长的人口数量可能还曾以另一种方式影响我们的祖先:加快进化速度。正如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约翰· 霍克斯(John Hawks)所强调的那样,人口越多,意味着发生的突变也越多,同时有利突变在人群中迅速扩散的机会也越多。相对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古人类,这种趋势对近代现代人的影响甚至更加惊人:随着人口的增长,我们的祖先在1万年前开始种植农作物。
 
  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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